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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驳 - 滕威:拉丁美洲文学翻译与中国今世文学-红树林娱乐

时间:2017-10-04 17:21

文艺批评 | 滕威:拉丁美洲文学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

内容摘要

本文在文化研讨的视野中考核中国大陆在1949一 1999年间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翻译与接受,存眷这一过程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认识状态之间复杂奥妙的关联,提醒翻译与接收过程中的各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调用,测验考试从分歧的角度去不雅照今世中国的文学与历史。同时,本文试图将对拉美文学汉译历史的考察同思考中国的自我想像与世界视野的变迁联系在一同,从而切入翻译与文化身份建构的实践成绩,力求防止将翻译与政治、文学与政治相对峙的研究思绪;相反,论文着意再现的恰是翻译与政治之间联合的复杂性,并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恢复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际的可能性。

感激作者滕威受权文艺批评宣布!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拉丁美洲文学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

 

 

作者:滕威

 

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等人就曾翻译介绍过拉美文学,但这种译介十分零碎,而且简直全体是经过转译实现的。1新中国成立后,拉美文学才第一次以全体抽象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由于国家创办了西班牙语专业并培育出专业西班牙语人才,直接译自西班牙文的拉美文学汉译作品是变得越来越多。20世纪50-70年代,外乡的杂志上开始呈现拉美文学专辑,各类拉美文学丛书、拉美文学史出版了,外乡的 拉美文学经典序列逐渐确破了。可以说,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当代。

“拉美(文学)”与代中国”这一论题本身包含的丰盛性开启了一个相称辽阔的研究空间。作为“亚非拉”文学的主要构成部门,拉美文学无疑联系着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但它更为特别之处在于,不只中国第一次范围性地翻译拉美文学是受政治要素直接驱动的,并且西班牙语这一专业后来就是因国度政治需要而开设的,因而,拉美文学翻译在50-70年月的汗青比拟清楚地浮现了翻译与政治之间庞杂的衔接与互动。这表示在,20世纪50-70年代,政府出于内政政治的须要,在黉舍中开设西班牙语专业2,并组织译介拉美文学。尤其是古巴反动成功后,中国同拉美年夜陆的接洽更为亲密,因此当局在全国范畴内增设西班牙语专业,扩展招生3,同时掀起第一个拉美文学翻译热潮。自1965年起,因为中苏决裂激发国际共运大论争,拉美右翼内局部裂为亲苏派跟亲华派,中国同乡苏派隔绝交往,不再翻译亲苏派拉美作家的作品。未几“文革”开端,全部本国文学翻译停止;“文革”时期,只要一本拉美文学汉译作品公然出书。

到了 1980年代跟着中国步入以经济建立为主的改造开放时代,拉美已经存在的政治所指逐步消隐。在翻译政治化、文学政治化被清理之后,已经在1950-70年代的中国被高度政治化的拉美文学不只胜利抹去历史印记持续被大批译介,而且在一个以完成西方法的“现代化”为大叙事和斗争目的的时期里,这一“非东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4居然掀起浏览与念叨的高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事实主义”为核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摸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前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拉美文学热”的构成不只严密联系着诺贝尔文学奖5、“走向世界”、“古代 化”、“平易近族化”、“纯文学”等诸多1980年代文学与社会的严重话题,而且深入参与到1980年代的文学变更。


进入1990年代,当文学“得到惊动效应”,拉美文学作为一种“小语种”文学回落到它仿佛应该盘踞的社会边沿地位,红树林娱乐。随着中国日益加剧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介入,拉美文学翻译也越来越受市场法令和国际版权条约制约,日渐疲劳。少数1980年代耳熟能详的拉美作家渐次从主流视野中消散;与之形成赫然对比的是自七八十年代之交就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的博尔赫斯却在1990年代独领风流,不只被奉为文学大师,其作品亦成为某种文化时髦,遭到文化市场追捧。《博尔赫文雅集》、《博尔赫斯选集》以及各?列传、访谈录不断被翻译出版。慢热的博尔赫斯成为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与花费主义的全球文化景观的一个外乡版本。

半个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翻译与当代中国的文学与社会变迁形成颇为风趣的同构关系。因此,本文挑选梳理和研究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翻译和接受的历史,不只是在比较文学的意思上描写文学影响经过的道路,同时关注这一过程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认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提醒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动身观照当代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成绩。

博尔赫斯

起首,中国对拉美文学翻译与接受的历史老是阅历着从新结构的过程:20世纪50-70年代应邀来华拜访、作品失掉翻译先容的拉美作家,如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等都被视作“反美帝国主义的斗士”。在事先的中国语境中,他们的右翼政治家身份比其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到1980年代初,中国作家经过懂得诺贝尔文学奖才晓得这两位原来都是现代派(在拉美被称作“先锋派”)。也是经过诺贝尔文学奖,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一批拉美当代作家的作品被大量引入中国,他们被视为出色的文学艺术家、环球公认的现代文学巨匠,被中国文学看成进修的模范。近年有中国粹者指出,这些作家本来还是右翼政治家。另一方面,这一翻译历史中的重构过程总是包括着两个重要的战略,一为“历史的钩沉”,或许叫“历史的补白”,就是把被遮蔽的历史现实重新呈现出来,予以再评估;另一种就是推翻原有的经典序列和重新定名经典[1: 32]。无论是1980年代的拉美文学翻译绝对于1950-70年代的而言,仍是90年代的翻译相对80年代的而言,中国视野中的拉美文学图景一直经历着遮蔽--显影--再遮蔽--再显影的重写过程。假如说,1950-70年代因为政治忌讳而有一些景观被掩蔽的话(比方聂鲁达的情诗)那么1980年代在这些景观得以显现的同时新的遮蔽再度产生(好比聂鲁达的情诗被大量译介而政治诗不再被探讨)。每一次的遮蔽与挪用、补白与重写都是带无意识形态诉求的话语实践。因此,对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与影响的历史研究,不只应当尽力再现翻译过程中遮蔽的陈迹,同时也要力图再现历史重构过程中被恢复和补足的画面,唯其如斯,“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才干得以清晰出现。


当然,从事这一翻译史课题的研究异样是一种有诉求的重写历史行动。但对这段历史的补白与重写并不是为了证实原来的历史乘写是一种“谣言 ”,由于那样做只会招致深刻的历史反思的可能性被消解。现实上,无论是翻译文本的取舍、翻译战略的制订、对译本的编辑、出版、阅读、评论、接受……翻译中的每一个步调都“不是在真空中停止的”,都铭写着认识形态的运作轨迹。只管从理论上讲,完整平等的翻译无奈完成,翻译过程中必定存在着误读和改写;但译本终极呈现出怎么的误读与改写,却无疑依然批准识形态的书写过程直接相干。比如 1950-70年代将聂鲁达的诗歌简化为政治诗、1980年代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代表的拉美1960年代小说的非政治化、以及1990年代将博尔赫斯书写为“文化好汉”与“后现代文学大师”这些拉美文学译介过程中的重要现实标明,拉美文学的汉译一直既遭到认识形态把持,同时亦参与认识形态的建构过程。这样的观念无疑与明天影响颇为普遍的 “翻译研究”中的“认识形态操控理论’有所差别。固然在提醒翻译中的权利构造、认识形态的隐藏运作方面“操控理论”功不成没,然而它将认识形态视为铁板一块的实质性存在,而且对认识形态持完全否定的立场,以为它就是统治阶层制造的假话。如果反动、现代化、市场化与寰球化仅仅是一些“虚假”认识,那么我们如何说明它们分辨在1950-70年代、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中国成为最具整协力的话语?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否认的认识形态观是“一个极端不可托的对于世界的理论,它假设为数浩繁的一般人……,会容易被……诈骗,完全看不到本人的真正好处地点”。对于一种可能成功地整合起少数大众的认识形态,“首先要问的不是它有哪些是虚伪的,而是它有哪些是实在的”,当然这里的真实不是指世界法则所应有的广泛准确性,而是指“通情达理”[2:44-46]。换句话说,一种认识形态如果不克不及取得少数民众的由衷认同,它就无法使自己成为文化霸权(hegemony)因此,翻译并非一个完全受认识形态操控的、主动的、无辜的过程;相反,翻译与认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多重的、复杂的、静态的奋斗/让步、抵抗/合谋关系,红树林娱乐。我们应避免简略化的批评.努力在拉美/东方/中国的多重参照关系中考察拉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历史,再现翻译与认识形态之间复杂的静态关系;如许,咱们才能更深刻地检省翻译若何介入认识形态的建构,能力认识到每一次的翻译实践同时也是话语实践,都有可能赞成识形态造成抵御/合谋关系,也才会在停止翻译实践时坚持一份介入现实的自发和苏醒。

韦努蒂

其次,拉美文学汉译的历史折射出中国自身文明身份及中国视野中的世界图景的变迁。韦努蒂指出,翻译不只“以宏大的力气构建着对异域文本的再现”,“制作出异国家乡的固定抽象”,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外乡主体”,“参加了外乡身份的塑造进程”[3:358 - 382]。因此,从对异域文本的抉择和翻译战略的变更能够看出外乡视线中异域抽象的转变,而这种变化同时反应出外乡自我想像的迁徙。

在现代文学史中,良多粗通外文的五四常识分子毕生中译介最多的并非东方文学。只懂英语的茅盾翻译了大量波兰、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俄国等事先被视为“强大民族”的文学;冰心受过12年杰出的西式教导,英文甚佳,但使她成为翻译名家的倒是其翻译的泰戈尔、纪伯伦而不是英美大师的作品。彼时的知识分子在寻求现代性的同时,更重视的是世界图景的完全以及各民族现代化的不同计划与道路。尽管大量是从东方言语转译,但非东方文学文本中的反动性并未遭到伤害。对于19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而言,世界文学基本不是东方中央主义的;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非拉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压榨的反动文学。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时期,《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目标在于“增强刊物的现实性和战役性”,“此后重要介绍翻译现代世界各国人民现实生涯和反动斗争的作 品”[4]。《译文》的名字原来就出自鲁迅、茅盾在1930年代开办的《译文》杂志,为的是继续他们译介苏联和其他国家反动和提高文学的传统;但在1950年代末,因无法完全含纳事先关于“世界文学’的想像而被取代。事先外乡外国文学的品级顺序是:苏联文学、国民民主国家文学、其他国家文学;此中其他国家文学包含亚非拉被压榨民族反映民族束缚活动的文学,以及本钱主义国家内反帝反殖民的先进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事先外语的言语等级顺序也并非明天的“英、法、德、日、俄”为大语种,其余为小语 种;而是“英、法、俄、西、阿”五种言语最重要。6但是自1980年代中国开始迈向“四个现代化”以来,东方成为我们世界视野的中央。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东方文学奖、文学评论、文学史写作成为中国接受外国文学的先在视野。凡事必得经由东方的挑选,在东方失掉否认,才能在中国惹起热闹的反应。1980年代以来对拉美文学的翻译与接受集中地表现了东方文学伟大的中介感化,一如韩毓海所说“我们……是从诺贝尔等东方的河里接受的他们影子的反光”[5]。在这种折射与“反光”中,拉美文学在某种水平上被“变形”。进入1990年代以来,拉美文学不再备受东方关注,在中国也损失热度。不只拉美文学,拉美的社会图景也不再能唤起中国的关注热忱;而且不只拉美,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现实都从中国的世界视野中匆匆淡去。


霍尔曾指出,文化身份“像所有历史性事物一样,它们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远非永远固定于某个本质化了的过去,它们遵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游戏’。远非树立在对过去的纯真‘恢复’上,认为从前就在那边等着被发现,而且如果发明了,就能确保我们的自我感到永远不变,相反,身份是我们对我们被定位的不同方式的称说,我们经过对过去的叙说来使自己定位并定位于其中。”[6:220-221]换言之,文化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单一的,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因此,翻译对异域文化身份(他者)以及外乡主体(自我)的建构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可能参与统治,也可能成为抵抗的气力。

斯图尔特?霍尔


当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维时,第三世界是处于冷战格式中的中国自身的生活空间,是中国的自我之所依;而在后冷战时代的明天,只要在冷战气味忽然浓重的时分,中国才会前往到第三世界寻觅认同,更多时分却是在不断将第三世界他者化,不断向东方兴旺世界投射自我想像,红树林娱乐。拉美文学汉译的历史清晰地呈现了第三世界在中国世界视野中的在场与出席,它成为对中国的国族身份认同、将来想像的重要考察点。由于关于认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的讨论会牵出东方发蒙主义、东西感性以及他者建构等众多巨大的理论命题及头绪,而要讨论第三世界,又必需面临“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实践和以美国学者杰姆逊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批评”的文化政治实践以及后者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所引发的误读与论战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政治情境,这些纠缠的理论与现实成绩虽然势必会为研究带来重重艰苦,但也让人从另一角度看到不断拓展的空间。

本文宣布于《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解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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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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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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